壮悔堂考

壮悔堂为座北面南、明三暗五、上下两层、前出后包、挑脊飞檐的硬山式清代建筑。有人说此堂原名“杂庸堂”，后改名“壮悔堂”。其实非也。

侯方域在《壮悔堂记》中写道：“余向为堂，读书其中，名之曰‘杂庸’。或曰：‘昔司马相如卖酒成都市，身自涤器，与庸保杂作，子何为其然？’余曰：‘以余目之，所寓皆庸也，子亦庸也。””侯方域又写道：“况余少遭党禁，又历戎马间，而乃傲睨若是。然则坎壈而几杀其身，夫其为不幸哉！忽一日念及，怃然久之，其后历寝食不能忘。时有所创，创辄思；积创积思，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，不独名此堂也。急别构一室居之，名日‘壮悔”。古者三十为壮，余是时已三十有五矣。”

从此不难看出，侯方域在建壮悔堂前，已建有杂庸堂。侯方域三十五时，忆起自己的坎坷遭遇，“几杀其身”，“悔者多矣”，方“急别构一室居之，名曰‘壮悔’。”显然，壮悔堂建于清顺治九年（1652年），并非原杂庸堂。侯方域还写道：“然则杂庸堂者毁请？曰：‘否！余将更营而新之，以志余过于无穷也。”这说明壮悔堂建成时，杂庸堂尚在。侯方域不仅没有毁掉杂庸堂，而且“将更营而新之”。这就更进一步说明壮悔堂和杂庸堂并非同为一室。

另据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和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《商丘县志》记载：“侯氏壮悔堂，尚书恂子方域读书处，在刘家隅首东。所有杂庸堂、翡翠楼者，亦即此处。”同样说明壮悔堂和杂庸堂为两室，不存在杂庸堂的改名问题。更值得指出的是，先后两次参与修《商丘县志》的其中四人均与侯方域有密切关系。

侯方域死后四年，即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，侯方域的好友贾开宗、徐作肃、徐邻唐便参与了修志。时隔47年，即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，侯方域的门婿陈宗石又参与了修志。所以，《商丘县志》对侯方域故居壮悔堂和杂庸堂的记载，应该是真实可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