木兰和《木兰诗》考

《木兰诗》中有“可汗大点兵”诗句。“可汗”这一称谓，查史可知，“可汗”亦作“可寒”、“合罕”。是古代柔然、突厥、回纥、蒙古等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。3世纪时鲜卑族中已有此称，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，始于公元402年柔然首领社崙称丘豆伐可汗。也就是说，木兰从军的年代应在402年之后。但究竟后在何时，笔者从《木兰诗》中觅到了木兰从军的较为可信的年代。木兰从军时是“可汗大点兵”，从军12 载后，“归来见天子，天子坐明堂”。从此不难看出，从军时点兵的“可汗”和归来见到的“天子”决不是同一帝王。“可汗”是突厥、鲜卑等少数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，而“天子”却是汉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。但灭掉“可汗”的这位“天子”究竟是谁呢？通过查史得知，这位“天子”就是隋文帝杨坚。

557年，宇文觉登天王位，建立北周，都长安。是年，宇文护杀宇文觉，立宇文觉的长子宇文毓为天王。SS9年，宇文毓改称皇帝（周明帝）。560年，宇文护杀周明帝，立宇文泰之子宇文邕为帝（周武帝）。S72年，周武帝杀宇文护，夺回全部政权，北周进入强盛时期。周武帝 灭北齐，屈意交接突厥，借突厥之外力，于57年灭北齐。周武帝是位颇有作为的皇帝。据《北史》记载：“帝沉毅有智谋，初以晋公护专权，常自晦迹，人莫测其深浅。及诛护之后，始亲万机，克己励精，听览不怠。用法严整。…⋯群下畏服，莫不肃然。”“破齐之后，遂欲穷兵极武，平突厥、定江南，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，此其志也。”

“夏四月庚申突厥人寇幽州，五月己丑帝总戎北伐，遣柱国原公姬原、东平公宇文神举等五道俱人，发关中公私马驴悉从军。癸已，帝不豫，止于云阳宫。丙申，诏停诸军事。”“六月丁西，帝疾甚，还京，其夜崩于乘舆，时年三十六。”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，公元578年四月庚申（二十三日）突厥人侵幽州（今北京），杀掠吏民。五月己丑（二十三日）武帝亲帅五路大军北伐突厥。从人侵至北伐其间只短短一个月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五月癸已（二十七日）武帝身体不适，丙申（三十日）停止进军，六月丁酉（初一）因病重还长安，当夜于途中驾崩。初二太子即皇帝位，是为宣帝。579年二月皇太子衍即位。581年二月周静帝逊位于隋。从此不难看出，木兰从军的时间当在公元578年五月中上旬。木兰在北周从军时间只有两年零十个月。

因北周最高统洽者系鲜卑族，尽管称帝，但汉人和鲜卑人依然称他们为“可汗”。所以，《木兰诗》中便出现了“可汗大点兵”的诗句。既然周武帝亲帅五路大军北伐，可见声势之大，非同寻常。显然，北伐前只有“大点兵””，才可能实现大北伐。否

则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木兰从军当在此时。同年十一月突厥围酒泉，但周宣帝未出兵。579年二月“以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，嫁于突厥。”直到周静帝逊位隋，突厥一直未入侵。所以，大规模地征兵已不可能。按《木兰诗》所述，在军营12 载计算，凯旋时间应在隋开皇十年二月间。除在北周军营两年零十个月外，大多时间是在隋从军。所以，《归德府志》、《商丘县志》以及元代候有造所撰碑文称：“将军之为隋人”是符合史实的。侯有造在《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》中称：“今辞（指《木兰诗》）有‘可汗’等语，意韵珠古，当是隋初所作。”笔者亦同意此观点。

侯有造又曰：“辞云‘点兵’、‘问欲’，皆称可汗，不书华夏国号，何哉？••隋恭帝义此地，突厥立刘武周为定阳可汗，又立梁师都为始毕可汗，国号梁，改元永隆。师都乃迎突厥居河南之地，是故此境之兵，称隶可汗之由也。”查《隋纪年表》可知，隋恭帝杨侑在位时间为617年十一月至618年五月，在位仅半年时间隋朝就灭亡了。可见恭帝为隋末代皇帝。这与前文所述《木兰诗》“当是隋初所作”，显然是矛盾的。

查史得知，梁师都（？—628）隋夏州朔方（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）人。任鹰扬郎将。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在本郡起兵反隋，攻占雕阴、弘化、延安等郡（今陕西北部），自称皇帝，国号梁，年号永隆。依附突厥，受突厥封，称大度毗伽可汗。数引突厥南略，屡为唐军所败。贞观二年（628年）在唐兵压境时，被堂弟洛仁所杀。

刘武周（？—622）隋河间景城（今河北交河东北）人。迁居马邑（今山西朔县）。任马邑鹰扬府校尉。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与同郡张万岁等杀太守，聚兵万余人，自称太守，依附突厥，攻占雁门、楼烦、定襄等郡，受封为定扬可汗，自称皇帝，年号天兴。武德二年（619年）勾结突厥，攻取太原、晋州、浍州。次年兵败奔突厥。后拟逃归马邑，事泄被杀。

史实证明，梁师都被突厥所封并非始毕可汗（始毕可汗乃突厥首领）。梁师都和刘武周的势力范围尚未到达河南，不可能在河南大点兵。隋剪末年，王世充、李密据河南。李密败后，文武官员及所属郡县多降王世充，王世充便成了河南最强大的割据势力。而王世充乃汉人，也从未称过可汗。即使在河南大点兵，也不可能是“可汗大点兵”。

有史学家认为木兰是北魏人。而北魏立国148年，西魏立国22年，北周立国24年，均称可汗。但如果木兰是北魏初年从军，待见到天子，木兰当在200岁以上；如最后一年从军，至少也在

60岁以上，根本不可能。有人称木兰是唐初人，亦与《木兰诗》不符。众所周知，唐王朝李氏为汉天子，即使点兵，也不可能是“可汗大点兵””。所以，说木兰是北魏、隋末或唐初人，都不能成

立。

笔者认为，《木兰诗》中的“可汗问何欲”，应为“天子问何欲”。因为此诗句之前有“归来见天子，天子坐明堂。”明明是“天子”，为什么突然变成了“可汗”呢？显然前后矛盾。“可汗大点兵”的诗句是对的。因为北周的皇帝是鲜卑族，理应称“可汗”

”，12年后所见到的已不再是“可汗”，而是隋文帝杨坚，理应称“天子”。这说明《木兰诗》的原作者并没写错，而后人不知这一特殊年代，误以为“可汗”与“天子”是同一人，所以在传颂和转抄中又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“可汗”。

据《归德府志》、《商丘县志》和碑文记载：木兰返里后，释其戒服，衣其旧裳，同行者骇之。遂以事闻于朝，召复赴阙，欲纳宫中。木兰曰：“臣无媲君之礼”，以死誓拒之，迫之不从，遂自尽。

至于木兰死后，为什么直到唐初才追封，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。因为隋文帝杨坚，为了自己的私欲，逼死了一位巾帼英雄，乃是一件令人唾骂的丑闻，捂且捂不住，更不可能再去大肆宣扬。他的儿子杨广尽管为夺其王位棒杀其父，但仍不愿声张其父这一丑闻。所以，追封木兰为“孝烈将军”者，也只有在改朝换代后的唐代明君才顺理成章。

关于木兰故里，众说纷纭，归纳起来无非是以下九说：

（一）商丘人；（二）宋州人；（三）虞城人；（四）谯郡人；

（五）黄州人；（六）黄冈人；（七）黄陂人；（八）延安府尚义村人；（九）完县人。

以上九说，经笔者考证，木兰生于北周，死于隋初，是北周和隋时的梁郡宋城营郭镇人。唐、宋时的宋州营郭镇人。元代的谯郡谷熟县营郭镇人。明清时的归德府商丘县营郭镇人。民国时期的商丘县营郭镇人。五十年代初谷熟县营郭镇人。现在的商丘市虞城县营郭镇人。其理由是：

（一）营郭镇虽历干余年，但其地址并未改，由于历史的变革，只是归属不同而已。北周和隋时，营郭镇属梁郡宋城（治所在今商丘古城南）管辖；唐、宋时为宋州（治所在今商丘古城南）管辖；元代时属谯郡（治所在今安徽毫州）管辖；明清时为归德府商丘县（治所在今商丘古城）管辖。1951年经政务院批准，从商丘县东南部划出黄冢等8个区，新建一个谷熟县，营郭镇属黄冢区。1954年，经政务院批准，谷熟、虞城两县合并为虞城县，营郭镇便归属虞城县所辖。所以，木兰便成了虞城县人。

从此，不难看出，一至四说均属一处，并无异议。

（二）志书均有记载。《河南通志》云：“木兰，宋州人，姓魏氏•••••唐封孝烈将军。”《归德府志》、《商丘县志》云：“将军魏氏，本处子，名木兰••••••孝烈痛父耄羸，弟妹皆稚骏，慨然代行。”“孝烈将军庙在府城（今商丘古城）东南营郭镇北，一名木兰祠。乡人岁以四月八日祭，盖孝烈生辰云。”

（三）有石碑、庙宇等可证。原木兰祠内有唐至清历代名人记事、题诗碑72通。其中有唐杜牧题木兰庙诗：“弯弓征战作男儿，梦里曾经与画眉。儿度思归还把酒，拂云堆上祝明妃。”清初著名诗人徐作肃《孝烈将军祠》题诗曰：“远郭东南孝烈祠，木兰桑梓记隋时。仓皇成檄推穷老，慷慨中闺有健儿。铁甲擐来杂佩冷，鸾书绝去令威迟。千年血食瞻灵爽，伏腊金枝宛宛披。”清查岐昌亦有诗赞曰：“帕首弓腰出阁姿，苍凉营郭纪完碑。俯怜弟妹辞家远，仰答君亲哭节奇。世上几曾留名氏，人间哪复辨雄雌。女郎胜取花名在，岁岁春风一度吹。”

据碑文记载，“孝烈将军祠”始建于唐，宋、元、清等历代均有修复。南宋宋宁宗嘉泰至嘉定年间（1201—1208年），即金章宗泰和年间，敦武校尉归德府谷熟县营郭镇酒都监乌林答散忽刺，重建大殿、献殿各3间，创塑神像、待人有7。至元代元统二年（1334年），睢阳府尹梁思温，力赞汤德等人捐资2500贯，又大修术兰祠殿五节，山门、大殿、献殿、东西配房百余间。山门内两旁塑有两匹战马，大殿内塑木兰戎装将军像，后楼塑有木兰少女像和全家像，还有娃娃殿等。并立有侯有造所撰《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》石碑一通。改“昭烈”为“孝烈”，改“娘娘庙”为“木兰祠”，改其俗误，以正芳名。清嘉庆十一年（1806年）春，由杜家集王公信募捐，又再次大修，并立《孝烈将军祠辨误正名记》石碑一通。

经历代翻修，至40年代初，殿房已增至200余间，占地10余亩，另有祠地400余亩。令人遗憾的是，1944年农历六月十五日，国民党商丘专员公署某部大队长田中田以共军在祠藏身为名，放火烧祠，大火延至月余方熄。毁房百余间，72通石碑仅剩两通。80年代田中田从台湾曾致信商丘，深表内疚，并表示愿出资重修木兰祠以赎罪，但未能如愿便病逝台湾。

（四）说是黄州人、黄冈人、黄陂人、完县人皆与《木兰诗》诗意不符。黄冈，在湖北省东部、长江北岸。黄州有二，一是南朝梁大同元年（535年）置，治所在安平（今广西钦县西南）。二是隋开皇五年（585年）改衡州为黄州。治所在南安，后改黄冈。

黄陂县在湖北省中部。湖北的黄冈、黄陂距黄河千余里，如何能够“朝辞爷娘去，暮宿黄河边”？如是广西的黄州，距离更远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黄酸有术兰山，但木兰山之名源于木兰花，与魏木兰却没有任何联系。元代时河北完县东亦有木兰冢庙。有人便说术兰是完县人。珠不知，完县在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之东，黄河之北。木兰从军是北征，而不是南征。如是完县人，必须背道丽驰。北周时黄河距营郸镇约300余里，况是五月从军，五月昼长夜短，白昼长达15个小时，骑马每小时行20余里完全可能。

诗中有“旦辞黄河去，暮至黑山头”句，亦是写实。黑山共有四处：一是在今包头市西北；二是今内蒙古北罕山；三是今北京市昌平县北天寿山；四是在今河南省浚县西北。东汉未农民起义军领袖张飞燕领导黑山军据此。显然《木兰诗》中所提到的黑山当指河南的黑山。从当时的濮阳郡渡口（在今山东郵城北）渡黄河向西北去黑山约200里。因当时连人带马渡河并非易事，必然会耽误行程，故第二天行程较短。至于为什么完县会有木兰冢庙，也很好解释。木兰从军12载，出生人死，屡立战功，必然为人们称颂和敬仰。为祭祀之方便，有的修庙、建祠，甚至建衣冠冢，亦在情理之中。为功臣建庙修衣冠冢在古时已屡见不鲜。如汉代在微山湖建“三贤墓”，以纪念“殷之三仁”微子、箕子和

比干。其实真正的微子墓在商丘青冈寺，比干墓在河南卫辉市城北，箕子墓在商丘古城北 41里30步古蒙城内。再如岳飞被害后，亦在杭州修墓、建祠，朱仙镇等地均有岳王庙。但岳飞的故里不在杭州和朱仙镇，却在豫北的汤阴。关羽是山西人，但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关帝庙，仅商丘古城内就有8座关帝庙。

1985年2月5日新华社在报道“延安建成木兰陵园”中说：

“相传木兰为延安府尚义村人氏”，“万花山麓有花家世代冢地”等。一个“相传”难以令人置信。木兰，本姓魏。所以，花家基地与魏木兰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

（五）称谓可作证。称谓有其地域性，古今皆然。《木兰诗》当是木兰自述。诗中的“爷娘”亦是今日的“爹娘”称谓。至今商丘人仍将父子俩称为“爷俩”，称“大伯”为“大爷”，“二伯”为“二爷”等等，便是明证。

（六）木兰所从事的职业亦可作证。商丘是古时的丝绸之乡。

跟随刘邦征战天下的灌婴便是商丘人，早年从事的职业就是贩卖丝绸。作为丝绸之乡的农户，除种田外便是以织丝绸为业。所以，“术兰当户织”亦符合情理。在当时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，尚不可能有这种“当户织”的生活。

（七）农历四月初八为木兰生日，为纪念木兰，在木兰祠形成一个特大的古庙会。从元代至今700年来经久不衰，可见木兰在商丘影响之深。

大量史实证明，木兰是隋初梁郡宋城（治所在今商丘古城南）营郭镇人，即今商丘市虞城县营郭镇人。所以，铁道部经认真考证后，在京九线上木兰故里设立了木兰站，以纪念这位代父从军的巾帼英雄。

生活是艺术的源泉。《木兰诗》这首不之作也应源于生活。

从“木兰当户织”、“可汗大点兵”时作者的复杂心理，到“朝辞爷娘去，暮宿黄河边”、“旦辞黄河去，暮至黑山头”的行军路线；从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标，寒光照铁衣”等等军营生活到返乡后的喜悦心情，都写得实实在在，栩栩如生。如果没有从军这段经历，即是超天才的作者，也不可能写出如此贴近生活，脍炙人口的不之作来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从军仅仅12年竟发生了改朝换代的特殊变化。如不是木兰所写，后人又怎能知道这一特殊年代呢？所以，笔者认为，《木兰诗》乃是魏木兰的自述。

《木兰诗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，并非民歌。诗中多写实，无虚托之词，诗中称“木兰”者四，称“女”者八，称“爷娘”者七，称“姊”者二，称“儿”者一。所有称谓，皆发自肺腑，平白如话，自然流畅，没有任何装腔作势和雕凿。如不是木兰自述，又有谁可成其佳作呢？

有人提出，此诗无署名，不知作者是何人？其实此诗本有署名，只不过署名奇巧，不落俗套而已。明明写着“木兰诗”，作者当是木兰，无需再署名。如再署名，岂不是画蛇添足？这正如北大请郭沫若先生题写校名一样。郭先生回信中没有内容，可仔细一有便知，信封上已题写了“北京大学”的校名。这说明只有超天才的人，才能作出超天才的事，木兰亦是如此。再者，木兰写这首诗时，并非为了发表出版，当时未署名亦在情理中。

为什么对《木兰诗》的作者一直不能确认？笔者认为，这是“男尊女卑”思想长期作怪的结果。认为一个从军的女子，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佳作。不知，魏木兰这位巾帼英雄决非寻常女子，她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奇女子。既能成为将军，被封为尚书郎，岂能不晓兵书，不懂诗文？此诗乃写亲身经历和10余年个人感受，木兰阅历既广，感受且深，自然可写出不之作。

笔者认为，木兰应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军官家庭。《木兰诗》中有“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”。既然十二卷军书中“卷卷有爷名”，可见木兰之父决非等闲之辈。木兰之武功应师其父。有其父乃有其女。正因如此，所以，木兰才有超群的武功，并在战场上屡立战功。

有人会提出疑问：既然木兰是商丘人，为什么《木兰诗》最早却始得于朔方？如找答案，笔者认为应从《木兰诗》中寻找。

《木兰诗》中有“出门看伙伴，伙伴皆惊惶：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。”从此不难看出，木兰返乡时，有伙伴相送，一个“皆”字说明，其伙伴并非一人。《木兰诗》显然写于木兰返乡后，从军12年凯旋，与亲人团聚，那时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。可以说是浮想联翩，夜不能寐。众所周知，好诗是在激情中产生的。

《木兰诗》当在此时写成。如此佳作，木兰安肯不让患难与共的伙伴见识见识呢？伙伴知将军是女郎已是惊惶，见其诗，焉能等闲视之？势必将手稿索去带回朔方军营。事情往往是因奇而传。

所以，奇女子，又写出如此佳作，则更奇。奇人、奇事、奇诗，所以，在朔方就会不胫而走，直至民间。而作为木兰故乡的商丘为何迟迟得不到流传？其原因有二：一是可能因手稿被木兰的“伙伴”带走。二是木兰不久自杀身亡。所以，当时在商丘就无法见到《木兰诗》。因此，唐朝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始得于朔方的民间，而不是商丘的民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