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园在商丘

最早记载梁园的史书是《史记》。而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与筑梁园的梁孝王刘武是同时代人，刘武死时司马迁近两岁，距司马迁为太史令只有36年，距《史记》写成（前93年）也只有

51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乃是西汉“太平盛世”，梁园不会毁于兵火，它的建筑应该还在。即使不在，其遗址也应清晰可见，了解梁园的还应该大有人在。司马迁是一位非常重视实地考察的史学家，为写《史记》曾走遍祖国的名山大川。作为先商发源地和梁国首都的所在地，当然亦在考察之列。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他是到过梁国的。正因如此，所以司马迁才把梁园的地点、规模写得这样清晰而准确：“于是孝王筑东苑，方三百余里。广睢阳城七十里。大治宫室，为复道，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。”笔者为了解梁园，曾与文物部门的同志进行了实地考察。睢阳城在今商丘古城南。睢阳古城虽然现在已看不到，然而却留下了部分城基和许多汉代的砖瓦片和陶器等。梁园中的清冷台、清泠池、三陵台、平台、灵台、阏伯台、金果园等处，也同样留下了很多汉代瓦片。平台遗址汉代的砖瓦片堆积竟达一米多厚。清冷池中除发现完好的西汉陶器外，还发现了海蚌的堆积。如果从梁国首都睢阳古城向平台计算里程为21.7华里，约折合西汉里程29.02华里（西汉时每尺约相当于现代的6.8寸一7寸）。与《史记》记载“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”基本相符。如果将梁园的所有建筑点连起来，即清冷台至三陵台6华里，三陵台至阏伯台21华里，阏伯台至南湖10.5华里，南湖至金果园10.5华里，金果园至灵台28.5华里，灵台至平台15华里，平台至孟诸泽40华里，孟诸泽南北长36华里，孟诸泽至清冷台51华里，共218.5华里，约折合西汉里程291.7华里。当然它的实际外围还要大于它的建筑点。

所以《史记》记载的“方三百余里”并非夸大之词。而唐代司马贞《索隐》所云：“东苑盖言其奢，非实辞。或者梁国封域之方”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因为梁国封域北至泰山，西至高阳，仅两点距离，就折合西汉里程长达600余里，其封域当然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。所以，“方三百余里”，决不是梁国封域。

通过实地考察，我们还发现，现在有些村庄的名字也与梁园有关，诸如平台集、平台寺、苑庄、东梁园等等。平台乡10华里处有棵白果树，亦在梁园内。胸围约7米，枝叶茂盛如同一把巨伞，树冠覆盖面积达一亩多，专家鉴定该树树龄应在两千年以上。果如其说，此树阅尽人间沧桑也应是梁园的见证。

《史记》还记载：“汉立太子。其后梁王最亲，有功，又为大国，居天下膏腴地。地北界泰山，西至高阳，四十余城，皆多大县。”高阳在西汉时属图县的一个乡，高阳西北距浚仪城（秦时称大梁）约100余里，西距西汉时的开封城约90华里，而浚仪城和开封城均不属梁国管辖。既然刘武为梁国国君，焉能把梁园筑

到别国去？《史记》记载：“于是孝王筑东苑，方三百余里。广睢阳城七十里。”而睢阳在商丘，春秋时曾因城池座落在睢水之阳而得名，秦时设睢阳县，西汉时乃梁国国都；七王之乱时，刘武曾守睢阳；从东汉、三国一直到西晋，都称睢阳，为梁国都城，属豫州。而大梁和开封，从来就没有称过“睢阳”。既然刘武是“广睢阳城七十里”，睢阳在商丘，那么梁园怎能建在开封呢？

《史记》云：“孝文帝即位二年，以武为代王，以参为太原王，以胜（应为“揖”）为梁王。二岁，徙准阳王武为梁王。”从此不难看出，刘武公元前177年封代王，公元前176年徙准阳王，公元前168年徙梁王。既然梁国最大封域西至高阳，而开封和大梁均不在梁国，刘武怎能在国外建都呢？

令人遗憾的是，比《史记》晚了800多年的《括地志》却出现了“封子武于大梁，以其卑湿徙睢阳”之说。中原地势西高东低，有“十里注三尺”之说。睢阳在大梁东300余里，地势较大梁更洼。如果因大梁卑湿应西迁，岂能向更卑湿的睢阳迁都呢？

显然所记有误。而《商丘县志》也以讹传讹地记载了此事。究其原因，是《括地志》作者，将《史记》中的“大事记”转抄有误。《史记卷十七•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》中记有公元前168年11月“准阳王武徒梁，元年，是孝王。”所谓“從梁”，是指迁徙“梁国”，而不是徙“大梁”。一字之差闹了个大笑话。真是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