汤斌和汤家祠堂

汤斌，字孔伯，号潜庵，生于明末。腐朽的明王朝正摇摇欲坠，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豫东一带正是李自成农民军南来北往的活动区域。崇祯七年(1634)，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陷睢州，汤母赵氏因骂起义军不绝于口，被杀。汤斌躲在城外野地内亲眼所见，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对起义军杀母之仇的烙印,也给他在清兵入关后，效忠清朝统治者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清顺治九年(1652),他考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国史院检讨。1655年任陕西潼关兵备道，不久，改任江西岭北道。时值其父病故，在家服丧，他便潜心苦读经学，遍访中州名儒，其后拜于孙奇逢的门下，研读程朱理学。清康熙十一年(1678)，应博学鸿儒科，召试一等，授翰林院侍讲，编修《明史》。1681年，任日讲起居注官，浙江乡试正考官，由侍讲转为侍读，他在“进讲之际反复阐释，以尽书旨，且于书外多所启沃”，深得康熙赏识。不久，清廷开始设立皇太子讲官，汤斌以其博学鸿儒，成为太子的老师。他每次去给太子讲课，必在先前一日就不吃饭，以“潜思经义”。之后又升任江宁巡抚，皇帝赐给他鞍马、白银等物和书籍，并安慰他“当今远离，展此如对朕也”。汤斌对皇帝的这种知遇之恩感激涕零。走马上任，兴利除弊，奖廉黜贪，满汉官员一视同仁，减赋赈灾，兴修水利，发展学校，提倡节俭，禁止侈奢，因政绩卓越，更受皇帝信任。康熙二十五年(1686)任礼部尚书，第二年又改任工部尚书，这时，汤斌已成为权倾朝野的重 臣，康熙遇事常问汤斌该如何做。

汤斌虽在京城做官，常告诫家人，不治家业，家田30亩已足以养生，草房数间也足以安家。他深知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孽”的道理。相传，他一生勤俭持家，对儿子要求极严，在任巡抚期间，他的妻子和儿女都身穿粗布，食吃淡饭，终日以野菜和豆腐为主食，民间送以“豆腐汤”的绰号。有一次，他在自家的记事簿上看到某日在市场上买一只鸡而花××钱，便惊奇地问仆人：我到苏州上任以来，从没有让买过鸡肉，是谁花钱买的鸡？仆人如实相告，是他的公子所为。他听后勃然大怒，令儿子跪在庭下，责问道：“你知道苏州的鸡比河南的更贵吗？你要想吃鸡，就回河南去，哪有想有所作为，不从吃菜根做起，又今后能成大业呢？”于是用鞭杖儿后，就令其回原籍睢州。

汤斌为人正直，因而“多与要人忤”，屡受弹劾。最激烈的一次是在任工部尚书时因议修“下河工”事与内阁九卿在京城午门外争论达三日之久，不久即积忧而死，就连皇帝也大惑不解地自问：“朕遇汤斌不薄，而怨讪不休，何也？”汤斌在临死前告诫诸子，一生不要做官，要好好务农劳动，并说：“我受朝廷恩遇非常，知廷臣不敢望受，恩深罪亦深，汝辈体谅勿忽也。”这是他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，伴君如伴虎的切实感受。

汤斌除任《明史》总裁纂修《明史》外，一生中写有许多文稿，现有《洛学篇》、《潜庵遗稿》流传至今。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，提倡“格物致知”之说，所谓格物，通俗地说就是正心，“国家兴治化在正人心，而正人心在崇经术”。他认为“能致知，则意可诚，心可正”。“知之本体，是天所赋我，能致知的本领，亦是天所赋的”，这是十足的主观唯心思想哲学。他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些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，对后世产生过进步的影响。如他主张的“经世致用”，探讨“学术精微”，并认为“躬行实践，只是行得一寸是一寸，积累将去”，主张面对实际，身体力行，廉政薄赋，拆毁淫祠，移风易俗等。

俗话说“母凭子贵”。也许因汤斌的母亲在明末农民起义军攻陷睢州城时，“义不受辱，骂闯贼死”的缘故被封为“节烈”；也许是因汤斌在顺治九年中了进士的缘故，提学使李震成檄守吏在睢州城内（今西大街中部）建祠，春秋致祭。12年之后，又诰赠汤母恭人，建汤母赵氏节烈祠。雍正十一年(1733)又将汤斌的神位设于节烈祠之左。乾隆二年(1737)皇帝又赐谥“文正”，世称“汤文正公”。将原有的节烈祠扩建为汤文正公贤良祠。道光三年(1823)又从祀孔子庙。如今，祠前的节烈坊和祠内的恭人碑、汤斌碑均已被毁于“文革”，惟院内的蓝瓦、砖墙六间大殿还保存至今。1963年被公布为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汤家的石牌坊也已由政府拨款和汤家后人集资重修。